“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究竟要做什么？中科院、各行业、产业以及大学，已经部署了一大批从事材料研究的科研机构。”

  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通过了共建三方的验收。作为中科院根据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筹建的7个研究所之一，该所是首个建成并通过验收的研究所。该所所长崔平在验收前夕接受《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时快人快语，自己抛出了一个设问句。

  “我们考察了宁波、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设立了高分子材料及其复合材料、功能材料与纳米器件、磁性材料与先进机电装备、表面工程与再制造技术、新能源材料及有关技术5个发展趋势，先后制定出了几个版本的长期战略规划

  与宁波市镇海国创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天圣集团、常州兆隆公司等6家企业，共建了6个技术创新平台，与宁波韵升集团、江苏琼花集团等几十家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项目合作伙伴关系

  在3年筹建时间里，我们围绕5个研究领域和重点方向，建立了18个研究团队；引进科技岗位人才174人，支撑岗位人才36 人，管理岗位人才26 人

  用于轿车轮胎子午线的纳米复合高性能聚酯已经实现产业化，在常州建成5万吨/年工业生产线，并使上下游串联形成完整产业链；大多数都用在精密仪表、特种电机等的热压永磁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打破制备技术外国公司独家全球垄断；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年产5000片的单电池实验生产线和测试线建成”

  连珠炮似地说出多项按照“边建设、边招人、边科研”筹建战略所取得的硕果后，崔平轻舒了口气：“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做人家不太愿意做、产业界又一时做不了,但对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打通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这一完整链条中的卡壳之处。在浙江和宁波，产业界有需求，我们的科研题目有来源，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

  历史的镜头在回闪：2002年的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一行到浙南考察，时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的与时任中科院固体物理所所长、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副院长的崔平陪同考察。在疾驰的车辆上，与崔平交谈甚欢，提出了浙江省与中科院共建实验室的想法。

  虽然已进入新世纪，但我国科研机构的布局基本上还是沿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规划，如中科院在浙江就没有设立研究机构。崔平追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最初的发展主要靠全国科技成果的转化。随着浙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增速，也开始对科技的带动和拉升作用有了进一步需求，非常希望有一些国立科研机构或能够创新的科研实体设在这里。”

  当年的国庆节过后，就经常给崔平打电话，商谈国立科研机构在浙江落户的想法。意识到浙江对科研机构需求的迫切性，崔平向中科院党组及有关领导详细汇报了情况。

  “其实，中科院党组立意高远，在将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之际，已有包括在浙江、广东等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布局建立科研机构的酝酿与筹划。在这一点上，中科院领导与浙江省、宁波市相关领导的战略思考不谋而合。”崔平介绍。

  2003年，浙江省科技厅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引进大院大所高等院校联合共建科学技术创新载体的若干意见》，明确说，要很重视引进中科院、国内外著名高校、部属科研机构、特大型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到浙江联合共建科学技术创新载体。

  2003年11月上旬，在浙江引进大院大所的新闻发布会上，继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的蒋泰维，用五句话透露了浙江省引进大院大所的深意：“团队式引进人才，捆绑式引进项目，股份制深化产学研合作，人文式提高城市品位，高层次改善投资环境。”

  中科院党组决定在浙江省建所后，浙江多个城市都想着争着要将所址“抢”到当地，宁波市的呼声最为强烈。巧合的是，协议书刚签订，2004年5月，也当选为宁波市市长。

  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工业科技处处长赵岚岚，曾任宁波市分管工业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副市长余红艺的秘书，她向记者透露：“余副市长对材料所的落户极为关注，在国外考察期间，曾多次打电话，协调建所事宜，后来，所址确定在宁波后，余副市长又特别嘱咐，只要是崔平所长打来的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她。”

  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陈炳荣说：“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经济总量取得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总实力显著地增强，但是，随国家宏观调控趋紧、土地等资源要素瓶颈制约的加剧以及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压力的增大，依靠大量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宁波市确立了把自主创新从科技发展的策略上升到了整个城市的发展的策略。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是宁波市要重点扶植的大院大所，必将对宁波产业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提升起到非消极作用。”

  2004年4月20日，中科院与浙江省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协议书》，与浙江省、宁波市签署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建设备忘录》，拉开了建所序幕。

  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甘子钊曾于2005年夏天亲临宁波材料所考察，向崔平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所的定位非常正确和重要，所处的区域位置也很有优势。你们是国家科研机构，今后甚至会是世界级水平的科研机构，要做好科技界和产业界的桥梁，有能力把工业界碰到的问题提炼为科学问题，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工业生产实际中；要发挥引领和广义的中介作用，用科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感知，跟踪世界科学技术进展，要有能力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信息，以最浅显的语言传递给企业，而且要让他们听得懂，引导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

  宁波材料所处在经济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其定位是面向国际材料前沿，制造业做的就是“料”。崔平说：“考察了宁波市、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企业需求和经济发展形势，我们通过战略研究与规划，审时度势地设立了5个事业部，并在选人才和定方向上作了探索，如果我们还与老所、大学没有一点差别，那么中科院也就没有必要建我们这个所了。”

  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浙江省各类磁性材料的产量占全国80%以上，其中以钕铁硼为主的稀土永磁材料大多分布在在宁波，其生产规模已超过2400吨/年，实际产能占全国的50%左右。翻开浙江省的“十一五”科技规划能够正常的看到，其中列为重大专项的磁悬浮交通系统与装备、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中的永磁缓速器、以及高效节能技术中的永磁电机、永磁发电机等，均是与磁性材料紧密关联的设备。

  我国对永磁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别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已经完全研究透了的领域，不再有新鲜的东西值得挖掘。崔平说：“我们来宁波调研后才知道，我国虽然磁性材料的产量很大，但没自主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该领域所有的知识产权。”

  浙江东阳英诺华公司生产永磁材料，是宁波材料所的合作伙伴之一。由于没知识产权及我国企业购买日本知识产权时达成的协议，该公司生产价格仅为2美元的磁钢却进不了日本市场，而日本本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卖给雅马哈公司的价格则是42美元。

  “2美元与42美元！这个巨大的价格落差深深刺痛了我们的企业，也刺痛了宁波材料所的科学技术人员。因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推出的产品始终是差强人意。这显然不单单是我们作基础研究，出几篇学术论文就能解决的事情，而是牵涉到大量制造工艺方面的问题，现在科学界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制造工艺。”崔平满怀沉痛和酸楚地说。

  “作基础研究，如果100次中有一次成功，只要世界上没有同样的研究，就可以写出很好的论文；但是作应用研究，100次中即使有99次成功，企业也不见得满意。”崔平说：“中科院党组把宁波材料所定名为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目的是要求我们注重工艺和工程的研究。工程问题解决不了，实验室的成果就很难被应用、实现产业化。”

  甘子钊院士认为，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往往只知道产业化中出现的表象问题，却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学问题，宁波材料所应锻炼这方面的能力，看透企业遇到的问题和产业的需求，从中提炼出科学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可以由宁波材料所来研究，也可以是全国的科学界来研究，但是宁波材料所要起到并做好桥梁的作用。

  “宁波材料所的担子显然不轻：在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其使用的先进仪器和先进装备，靠材料性能的革命性突破和工业化的应用至关重要，而某些关键材料基本靠进口，如果有一天人家尥蹶子不卖给我们，我们压根儿就没办法做关键仪器、造关键设备。国家的军事是一种安全，国家的经济也是一种安全。”崔平说：“虽说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我们的企业还没办法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相比，其技术始终是领先的，赚到第一桶金的利润也非常高，身处宁波，我们每天都可以感觉到产业化中遇到的这类问题，天天都会有企业给我们提出很多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作基础研究还是作应用研究？崔平说：“普通大众甚至某些企业，对中科院的科学家虽然内心存有敬意，但并不认为科学家的研究和自己生产生活有多大关系，往往认为，中科院主要做的是高精尖的东西，虽然是能上天的东西，却落不了他们的地，解不了他们的渴。长三角以及全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烈需求，促使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中科院，要思谋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为公司发展的内在需求做实事。这也是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所决定了的。”

  具有战略家胸襟和眼光的的诠释很是精辟：中国科学院选择浙江、选择宁波共建研究所，是因为浙江省、宁波市是市场经济发育最好的地区之一；宁波是制造业大市，浙江是制造业大省，我国又是制造业大国，要过渡到制造业的强国，材料是基础、是关键、是核心。宁波材料所并不是以某种材料学科做名称，而是发展材料技术与工程，所以是更先进、更加综合、更加面向应用和市场的研究所，这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产业材料的基本需求，也符合材料技术与工程当前的大趋势。

  “料要成材，材要成器”是借宁波材料所奠基典礼之时，对该所未来发展的殷切寄语。

  我国材料领域的科研机构数量虽多，但力量分散、研究方式趋同，轻视集成；而就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现阶段而言，也往往由于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翘首等待着科研机构对它们能够“交钥匙”。

  记者采访时，宁波材料所科学技术人员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许多企业有种类似于买房子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的功利心态。科技发展部主任倪浩明说：“企业对新技术有兴趣，但它们想立即赚钱、最好有明天就能见效益的项目。就技术转化而言，我们的企业缺乏经验，这就促使我们两边靠，我们大家都希望把成果尽量作成熟，再通过工程化的环节，往产业化方面更近进一步。”

  有人曾当着宁波材料所副所长严庆的面说过一句让他至今都刻骨铭心的话：“磁性材料有什么好做的？钕铁硼有什么好做的？科学原理已经很清楚，剩下的只是炒菜的问题工艺问题，把它留给企业做不就行了？”

  严庆说：“我们当时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在磁性材料之后还能做什么。但事实是企业仍有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几乎全世界的钕铁硼都集中在宁波，我们是专门搞材料的研究所，是和浙江、宁波共建的国立研究所，本能地认为，若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就对地方企业说不过去。当时，我们对磁性材料的定位很低解决企业遇到的技术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慢慢找到了切入点自己做集成。”

  先进机电装备研究室主任陈琛曾表示：“中国的磁性材料和日本的材料没有本质差别，只是我们不懂怎样做集成，日本的电机在设计集成上就没考虑我们的材料。”

  有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公司，也提出：“咱们不可以老受外国大公司的制约，要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机。”

  严庆说：“有了科研方向，合作的机会也就来了，前不久，日本的一家公司找上门来，想和我们共建实验室，研究直线精密电机，现在陈琛已经去了日本，商谈合作事宜。国家重大专项里也多次提到IC装备，先进机电装备已经列入了宁波材料所的主要研究领域，我们期待将来先进机电装备研究能在国家重大专项中发挥作用。”

  “材料位于产业链的低端，这说明材料的应用、命脉永远掌握在下家手中。系统集成往往更关注材料的可靠性，不愿意尝试新材料，历史上曾有很多新材料想推向应用，但最终难逃胎死腹中的厄运。新材料最好能做成器件，至少是示范和演示。”曾多年从事高分子材料加工与应用研究的严庆说。

  一组令人可喜的数字是：宁波所自筹建以来，已争取到了各级各类科技项目59项，合同经费总额已达4656万元，这其中地方及企业的经费就有2800多万元。

  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完整链条上的瓶颈，做出别人不能为的科学技术创新工作，这是宁波材料所筹建之初就制定的主旨，也只有实现这样的主旨，才能实际做到“人民满意、企业满意、政府满意”。

  田兴友是崔平在固体物理所工作时的博士生，现兼任宁波材料所高分子事业部的研究员，他与团队将纳米研究引入了高分子，并与常州兆隆公司合作，一起做纳米复合聚酯，该项目还得到过国家“863”项目的支持。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研究出来的纳米复合聚酯做什么用？

  下家是江苏常熟市的一家涤纶厂，材料所与之合作生产出了高性能纳米复合工业丝。常州兆隆公司总经理金嘉铭说：“我们已和宁波材料所成立了市级的复合聚酯及应用研究中心。2005年，我们的技术已达到了国家指标，重要的是，这项技术已让我们开始大批量生产。在合作中，我们还发展了纳米复合纤维在工程塑料方面的应用，青岛海尔等企业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它们得出的结果是，不亚于杜邦公司的同种类型的产品，而成本只是它们的几分之一。”

  严庆介绍：“开始找人家作实验，人家并不是很情愿，但是一旦企纺出了工业丝，又在市场上找到了买主，企业的积极性就来了，开始主动找我们合作。”

  通过纳米复合制备的工业丝具有很好的尺寸稳定性，可用来制造轿车轮胎。于是工业丝很快找到了出口的下家，与江苏无锡的一家帘子布厂合作，织出了帘子布。接着又与广西桂林的曙光橡胶研究院合作，生产出了轮胎。桂林曙光橡胶院收购了一家拖拉机轮胎厂，其生产的低端轮胎所用的材料是尼龙，改用聚酯后，不但成本降低，性能也大大提高。

  在产业链的打通与延伸上，材料所真正起到了中科院应有的示范与引领作用。而在合作的各家企业之间，则是上下游产品相互衔接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由于互相需要，也由于互相提携，各方的合作都很满意。“现在，各家企业的下家比我们还着急，希望更快的用上家的产品。”总是一副笑模样的严庆，不由得也对记者绽出微微笑靥。

  宁波市镇海国创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开发避雷器和高压电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它与宁波材料所合作成立了压敏材料工程技术中心。

  该公司总经理陈越向记者表示：“宁波所只作科研，不做具体产品，不像有的科研单位，把最好的技术留给自己开发新产品。”

  20世纪90年代，镇海国创公司引进了日立公司的技术，产品在当时还对国际水平略有超越，但现在已经显得落后，经常由于某个器件达不到国际领先水平，只能降低产品的整体指标。

  陈越对记者说：“避雷器的压敏电阻是核心部位，对该器件的研究涉及到多学科交叉，我们是家小企业，只有少数的能力单独处理问题，定位为产业化服务的科研院所正是我们合作的理想对象。”

  宁波金鸡钕铁硼腔磁材料有限公司创建于1998年，主要生产和经营钕铁硼材料、器件、磁粉及合金、永磁电机磁钢等产品。该公司董事长胡元虎说：“宁波材料所的办所理念打动了我，研究所不但让我们进行产品研发，还让我们解决批量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另外，在谈好了的具体项目上，研究所绝不会有一女多嫁的不愉快现象出现。”

  宁波材料所科研人员对记者说：“我们若无法帮企业做事，最初或许还能拿到企业的开发经费支持，但往后就休想骗人家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要做实实在在的事，他们不会关切科研人员有什么头衔，只关注你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在江浙一带，经费的来源很多，但企业的判别能力也非常强，在企业那里我们若没有了信誉，丧失了信誉，一切头衔都是白搭。”

  宁波市市长的眼光不能不说是很“毒”：“我们更看重宁波材料所这样一种新体制，这在目前我们的研究所里是没有的。”

  崔平对此也深有感触：“正因我们的办所理念和浙江省、宁波市沟通融合得非常之好，将我们中科院的创新文化和浙江四千四万（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的艰苦创业精神嫁接，得到了共建方浙江省、宁波市的鼎力支持，我们才可以在这短短的3年之内，完成了三方所共同预期的建设目标，今天顺利通过了建所的专家验收！”

  严庆掏心窝子：“都说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这话我们在建所的过程中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把一个所建立起来非常容易，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行了，但要建好一个研究所却不容易。”

  一位地方领导曾经这样说：“共建研究所肯定要盖房子、圈地、着点，我们宁波人比你们干的还好，但唯独一件事，你们中科院却必须自己干招聘人才。”说这话的场景严庆历历在目。

  崔平说：“无论是引进还是招聘的人才，都必须认同我们的文化和理念，否则不能志同道合，很难在一起工作。”

  “平心而论，中科院的品牌的确能吸引很多人才，尤其是海归，若选择回国，选择中科院还是比较荣耀的选择。由于我们地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才引进并不比别的地方难，但最难的一点，是要认同我们的文化。”严庆坦陈。

  陈琛是宁波材料所今年7月从美国世界心脏公司引进的科研骨干。2006年秋天，崔平去美国招聘人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在该校作完材料所的介绍后，有位在该校工作多年的资深电镜专家张锦平深谙材料所的理念，向她推荐了陈琛博士，陈琛时任具有35年历史的美国世界心脏公司高级工程师，在机电一体化方面积累深厚。崔平得此消息，眼睛一亮，立即取消在美最后一天（也是周末）朋友带她去参观洛杉矶环城影院的安排，希望能约见陈琛。开了一夜车的陈琛如约而至。

  求贤若渴的崔平和陈琛是日一谈就是5个小时。后来的最终评审会，崔平请来了北京阜外医院、浙江省立医院、浙大机电学院、浙江韵升集团老总等同行知名专家做评委。

  “一定要有企业的人员参与评审，让我们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引进人员背景和来所后的工作规划进行判断，以便我们设立的发展趋势既是面向国际前沿的，同时也是企业关注的。”崔平强调。

  崔平求贤若渴的努力已有回报，今年7月陈琛郑重进入宁波材料所工作，崔平说：“陈琛非常认同我们的文化，也非常愿意回国作贡献，给我看了美国的合同，年薪十几万美元，在美国有很美的房子，而且回国后，他的太太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但他对自己的选择至今无怨无悔。”

  宁波材料所通过实施“旗舰行动”已在国内外引来了5位学术带头人，崔平称之为“帅才”；通过“团队计划”引进了17位科研及工程技术骨干，崔平称之为“将才”；通过“春蕾计划”引进和培养了多位有未来高级研究、研发人员素质和潜质的人才。

  严庆说：“我们应该的人才本来在业界就比较稀缺，材料所为了积聚人才干大事，注重的是团队的协同作战，所以不搞PI制，这不太容易得到海归的认可。有些人做PI带几个人作研究可以胜任，但做事业部的头就比较难，因为这要把握好事业部的整体运营方向。”

  崔平补充说：“正因我们是个新建所，就更必须率先探索建立现代研究所制度，如对所有人员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海纳百川；培育创新文化，融入浙江文化，继承民间传统文化，建设团队文化，倡导快乐文化，通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打造出属于宁波材料所的特色创新文化！”

  招人难，留人更难，崔平和严庆坦言：“最难的是安心工程，招聘人才，最难解决的还是家属的工作问题。”

  是日向验收专家组汇报，崔平将“任务起步”作为汇报的结束语：“研究所筹建工作告一段落，搭建企业与高新技术桥梁的任务却是起步，任重道远。”

  料要冶炼方成材，材需打磨终成器。宁波材料所在以的殷切寄语作为鞭策的同时，还在这话后头加上了“器要能用，大器早成”的话，以此作为前进道路上的自勉。人们期待着她能够“大器早成”！